宜人费尽一生心，寡鹄诗成亘古今。
题咏每多情与景，劝惩倍切孝和淫。
自天有耀来纶綍，掷地无惭作石金。
四十馀年经历处，乐哀都付短长吟。
赏罚当时犹贵信，况于万世信无刊。
从来旧史传三述，亦越新编切五难。
义利纤毫毋或爽，劝惩一字必期安。
试观三百年间事，已意曾无爱恶干。
六义本情性，于时见兴衰。
览之思无邪，亦曰兴于诗。
删定有深意，劝惩义无遗。
兹焉鉴善恶，讽咏开民彝。
齐韩何专门，毛郑徒栖栖。
至理自矛盾，于今伤背驰。
江南隐君子，琢语冰段清。
彼美补锅篇，义远有劝惩。
烹饪一饷止，操持千载成。
未须夸染指，岁晏期曲肱。
本朝善治河，靳辅齐苏勒。
斌实可比靳，弗徒保工急。
至其于齐也，有过无不及。
惟是闭三坝，自信过于力。
下河曾受福，异涨害亦迫。
用此抵以罪，劝惩国之则。
然终谅其心，与祠复原职。
壬午复南巡，清口亲定式。
预拆东西坝，频年已受益。
昨秋黄河决，洪湖涨因逼。
无已徐启坝，未至冲溃棘。
使斌而有知，应叹初未识。
天子爱百姓，太守共治之。
太守贤且能，擢之在监司。
监司与太守，大小相维持。
公昔守蜀郡，治兼父与师。
洞然忘乎己，劝惩两不欺。
乐哉嘉州人，望公如有私。
循声入天听，福星今南移。
愿公治苍梧，一如治蜀时。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闻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虽《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集《诗传》，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