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曾闻挟两戈,病中军不渡交河。
一身同为明庭死,死敌强于死病多。
战国干戈格斗时,将军出计最能奇。
宁羞两足都成断,还揔齐师破魏师。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
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
至如讨“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土,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于斯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芈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价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验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战国文章巳不醇,雄奇只合数先秦。
泰山碣石云天表,未许燕然继后尘。
战国甚于狼虎斗,孟子力将仁义兴。
岂无父老传闻事,为我访之邹薛滕。
战国谁能识道真,故将性善觉生民。
七篇切切言仁义,功利场中有此人。
太史论文战国同,杜陵诗体次王风。即看今代词林伯,未觉前贤采笔雄。
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