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空流玉洗，世界纳冰壶。
明月几时有，清光何处无。
人心但秋物，天下近庭梧。
好在黄华寺，山空夜鹤孤。
天下承平近百年，歌姬舞女出朝鲜。燕山两度逢元夕，不见都人事管弦。
叙曰：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馀年，仲尼缉合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其馀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逮至汉武帝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怨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为文，拜余为志。辞不可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系曰：昔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命宰相试文，文善，授右卫率府胄曹。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岁馀，以直言失，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铭曰：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前山。呜呼！千载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
鹪鹩偃鼠总蘧蘧，归休无用天下为。古人冷淡今人笑，豆羹箪食见须眉。
莫交牵动青猪足，动即炎炎不可扑。
鸷兽不欲两头黄，黄即其年天下哭。
清白家风不染尘，冰霜气骨玉精神。腊前恰见无多蕊，天下还他第一春。
香在雪天孤有韵，影于月地四无邻。逃禅未到天然处，笔底如何写得真。
奇杰之士，常好自负，疏隽傲诞，不事绳检，往往冒法律，触刑禁，叫号欢呼，以发其一时之乐而不顾其祸。嗜利酗酒，使气傲物，志气一发，则倜然远去，不可羁束以礼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节而不为此，以留意于向所谓道与德可勉强者，则何病不去？奈何以朴樕小道加诸其上哉？夫其不肯规规以事礼法，而必自纵以为此者，乃上之人之过也。
古之养奇杰也，任之以权，尊之以爵，厚之以禄，重之以恩，责之以措置天下之务，而易其平居自纵之心，故不待放恣而后为乐。今则不然，奇杰无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禄者过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礼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纵耶？今我绳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随之以刑，则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无事之时既不能养，及其不幸一旦有边境之患，繁乱难治之事而后优诏以召之，丰爵重禄以结之，则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纯忠者也，又安肯默然于穷困无用之地而已耶？
周公之时，天下号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称职。当是时，虽有奇杰无所复用，而其礼法风俗尤复细密，举朝廷与四海之人无不遵蹈，而其八议之中犹有曰“议能者”。况当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尽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称职，礼法风俗又非细密如周之盛时，而奇杰之士，复有困于簿书、米盐间者，则反可不议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贳其过，无使为刀笔吏所困，则庶乎尽其才矣。
或曰：“奇杰之士有过得以免，则天下之人孰不自谓奇杰而欲免其过者？是终亦溃法乱教耳。” 曰：“是，则然矣。然而奇杰之所为，必挺然出于众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晓天下，俾得以赎其过。而其未有功者，则委之以难治之事，而责其成绩，则天下之人不敢自谓奇杰，而真奇杰者出矣。”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人才天下望，岂但鲁观瞻。清冷双溪水，高寒半夜蟾。
时贤多自逸，吾子独能廉。去去西湖路，荷香漾酒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