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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济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妇人，可三十馀，高髻如宫妆，髻上加毡笠，锦衣弓鞋，结束为急装。腰剑，骑黑卫极神骏，妇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驶。试问何人，停骑漫应曰：“不知何许人。”“将往何处？”又漫应曰：“去处去。”顷刻东逝，疾若飞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蹑其踪迹，疑剑侠也。” 从侄鹓因述莱阳王生言：顺治初，其县设某，解官银数千两赴济南，以木夹函之。晚将宿逆旅，主人辞焉，且言镇西北里许有尼庵，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导之往。方入旅店时，门外有男子著红帩头，状貌甚狞。至尼庵，入门，有廨三间，东向，床榻甚设；北为观音大士殿；殿侧有小门，扃焉。叩门久之，有老妪出应。告以故，妪云：“但宿西廨，无妨。”久之，持朱封鐍山门而入。役相戒勿寝，明灯烛、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风骤作，山门砉然而辟。方愕然相顾，倏闻呼门声甚厉，众急持械谋拒之。廨门已启，视之，即红帩头人也。徒手握束香掷地，众皆仆。比天晓，始苏，银已亡矣。急往市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时游市上，无敢谁何者，唯投尼庵客，辄无恙，今当往诉耳。然尼异人，吾须自往求之。” 至则妪出问故。曰：“非为夜失官银事耶？”曰：“然。”入白。顷之，尼出，命妪挟蒲团趺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来作此狡狯，罪合死。吾当为一决！”顾妪入，牵一黑卫出，取剑背之，跨卫向南山径去。其行如飞，倏忽不见。 市人集观者数百人。移时，尼徒步手人头驱卫返，驴背负木夹函数千金，殊无所苦。入门呼役曰：“来，视汝木夹函官封如故乎？”验之，良是。掷人头地上，曰：“视此贼不错杀却否？”众聚观，果红帩头人也。罗拜谢去。比东归，再往访之，庵已空无人矣。 尼高髻盛妆，衣锦绮，行缠，罗袜，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挟妪俱来，不知何许人。尝有恶少夜入其室，腰斩掷垣外，自是无敢犯者。
万历末，詹懋举者，守颖州。偶召木工，詹适弹琴，工立户外，矫首画指，若议其善否者。呼问之曰：“颇善此乎？”曰：“然。”使之弹，工即鼓前曲一过，甚妙。詹大惊异，诘所自。工曰：“家在西郭外，曾见一老人，贸薪入城，担头常囊此，因请观之，闻其弹，心复悦之，遂受学耳。”詹予以金，不受，曰：“某，木工也，受工之直而已。”又曰：“公琴皆下材，工有琴，即老人所贻，今以献公。”果良琴也。詹乃从之学，一时琴师莫能及。
金陵古都会， 名山大川在封内者以数十，而燕子矶以拳石得名。矶在观音门东北，三面临江，削壁巉岩，石笋林立。观音山蜿蜒数十里，东与长山相属，至此忽突起一峰，单椒秀泽，旁无附丽，傲睨诸山，偃蹇不相下。大江从西来，吴头楚尾， 波涛浩渺中砥柱怒流。 西则大孤、小孤， 东则润州之金、焦，而矶踞金陵上游，故得名尤著。 矶上有祠，祀汉寿亭侯。迤西有亭，壁上石刻「天空海阔」四大字，奇矫怪伟，为前大司马元明湛公书。按公曾为南 国子监祭酒，又历官南吏、礼、兵三部尚书。公崛起岭南， 从白沙闻学觉之宗，与阳明上下其说，天下称「甘泉先生」。祠南，亭三楹，壁间题字丛杂不可读。独椒山先生四绝句与文寿承书《关祠颂》同镌一石。其一云：「皪皪清光上下通， 风雷只在半天中。太虚云外依然静，谁道阴晴便不同。」读此，知先生定力匪朝夕矣。 折而东，拾级登绝顶，一亭翼然，旷览千里，江山、云物、楼堞、烟火、风帆、沙鸟， 历历献奇，争媚于眉睫之前。西北烟雾迷离中，一塔挺出俯临江浒者，浦口之晋王山也，山以隋炀得名。东眺京江，西溯建业，自吴大帝以迄梁、陈 ，凭吊兴亡，不能一瞬。 咏刘梦得「潮打空城」之语，惘然久之。 时落日横江，乌臼十馀株，丹横相错，北风飒然，万叶交坠，与晚潮相响答，凄慄惨骨，殆不可留。题两诗亭上而归。时康熙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也。
出镇淮门，循小秦淮折而北，陂岸起伏多态，竹木蓊郁，清流映带。人家多因水为园亭树石，溪塘幽窃而明瑟，颇尽四时之美。拿小艇，循河西北行，林木尽处，有桥宛然，如垂虹下饮于涧；又如丽人靓妆袨服，流照明镜中，所谓红桥也。 游人登平山堂，率至法海寺，舍舟而陆径，必出红桥下。桥四面触皆人家荷塘。六七月间，菡萏作花，香闻数里，青帘白舫，络绎如织，良谓胜游矣。予数往来北郭，必过红桥，顾而乐之。 登桥四望，忽复徘徊感叹。当哀乐之交乘于中，往往不能自喻其故。王谢冶城之语，景晏牛山之悲，今之视昔，亦有怨耶！壬寅季夏之望，与箨庵、茶村、伯玑诸子，倚歌而和之。箨庵继成一章，予以属和。 嗟乎！丝竹陶写，何必中年；山水清音，自成佳话，予与诸子聚散不恒，良会未易遘，而红桥之名，或反因诸子而得传于后世，增怀古凭吊者之徘徊感叹如予今日，未可知者。
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而是非相乘，卒至于乱。说者谓靖康、建炎之祸，皆由所为，故追论之，若其奸有浮于章惇、蔡京者。嘻，此曲士之论也。 说者曰：祖宗之法，不当变也。夫祖宗之法，诚不当变。然宋之祖宗，与三代之君何如？以三代之法，不能无弊，而有忠、质、文之变。宋之祖宗，岂有万世不变之法哉？且庆历之初，杜、范诸公已有欲变之者矣。后此又数十年，弊当更甚。当时如吕正献、苏文忠辈，亦尝欲变之矣。向使安石能待其学之既成，而后出图天下之事，视其可变者变之，不可变者因之，有功则已不尸，无功则又集天下之公议，精思而熟讲之，安见变法之非至理哉？而惜其不能待，故无成也。呜呼，成败岂足论人哉！ 说者又曰：志太高也。夫以汉文帝、唐太宗为不足法，而望其君为尧、舜，诚高矣。夫人臣事君而不举其至高者以为责，岂忠乎？且尧、舜之政，亦未尝不可行也。天地所留，方策所布，神而明之责在后人。向使诸君子不以天下马安石一人之天下，而虚衷和气，相与于成，尧舜岂不可复见哉？乃安石以躁成其愤，而诸君子亦以愤成其偏。安石诚有罪于诸君子，而诸君子亦不能告无过于安石也。 说者又曰：听用非人也。夫以当世元臣故老、正士贤人，皆环向而立，而无一人之助，小人遂乘其孤而阴用之，岂安石之心哉？程子曰：“新法之行，我辈有以激之。”洵定论也。 然则宜何等乎？曰：安石有治天下之才，而未知治天下之道；虽有乱天下之迹，而实无乱天下之心。诸君子特以其据位之久，得君之专，而史意气高远，议论谲肆，虽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辩之而不能屈，故积其攻之辩之之气以出于正，而元祜之诛求；又积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气以出于邪，而为绍圣之报复：宋之为宋不支矣。呜呼！此岂一人之罪哉！ 吾常见范增之事项籍，不用而愤惋以死，谓其弊在居家好奇计耳。霍光之受天任也，不学无术，后世讥之。夫计与术，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人以为奇，我以为常，乃善耳。术者，亦必本乎学也。苟无其学，斯无其术。安石虽非不学之流，而实有好奇之志，故亦适成其无术耳。然则安石者，乃范增、霍光之等也，若章惇、蔡京，小人之尤，岂其伦哉？ 吾不忍以安石之贤而见诬如此，故为一言。 （清 · 方孝标《王安石论》，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