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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朋党，哤聒纷竞，是非莫分。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至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矣。至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故使今古疑滞，莫得而申者焉。 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但自古学《左氏》者，谈之又不得其情，如贾逵撰《左氏长义》，称在秦者为刘氏，乃汉室所宜推先。但取悦当时，殊无足采。又案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 而《东观汉记》陈元奏云：“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诋訾，故中道而废。”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罹时难，故隐其书。末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邹氏》诸传。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不足观也。 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阙，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于后。 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子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又案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礼书，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 其长二也。《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所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国典，时号正书。既而《先贤》、《耆旧》、《语林》、《世说》，竞造异端，强书它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班、马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干、孙并列。 斯则难矣。彼二《传》之方《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语，《汉书》录晁错、贾生之笔。 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削，孟坚雌黄所构者哉？观二《传》所载。有异于此。其录人言也，语乃龃龉文皆琐碎。夫如是者何哉？盖彼得史官之简书，此传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其短二也。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已也。如二《传》者，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殚论。如《经》云：“楚子麇卒”而《左传》云：公子围所杀。 及公、穀作《传》，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曰：昔卫蒯聩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案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枭獍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父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长，校兹五短，胜负之理，断然可知。 必执二《传》之文，唯取依《经》为主。而于内则为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大半失实，已于《惑经》篇载之详矣。寻斯义之作也，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盖语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贼子惧。又曰：《春秋》之义也，欲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寻《春秋》所书，实兼此义，而《左传》所录，无愧斯言。此则《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 如谓不然，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儒者苟讥左氏作《传》，多叙《经》外别事。 如楚、郑与齐三国之贼弑，隐、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则承告于彼，其内则隐讳如此。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由获知。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两《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成聋瞽者矣。 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屠岸攻赵，有程婴、杵臼之事；鲁侯御宋，得俊乘丘，而云庄公败绩，有马惊流矢之祸；楚、晋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国交战，置师于两棠；子罕相国，宋睦于晋，而云晋将伐宋，觇哭阳门；鲁师灭项，晋止僖公，而云项实齐桓所灭。《春秋》为贤者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诸侯失政，大夫皆执国权。其记时也：盖秦缪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平夫人；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葬马；《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公之年；扁鹊医疗虢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栾书仕于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荀息死于奚齐，而云观晋灵作台，累棋申诫。 式以先为后，或以后为先，月日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曾无所疑。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语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学者，犹未之悟，所谓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丘明之后，迄于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故束晳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晳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藉为师范。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 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经》于曾子。《史记》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有刺讥褒讳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氏明惧弟子人各异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夫学者苟能征此二说，以考三《传》，亦足以定是非，明真伪者矣。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从此而言，则于三《传》之优劣见矣。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今辄条其错缪，定为四科：一曰引书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释灾多滥，四曰古学不精。又于四科之中，疏为杂目，类聚区分，编之如后。 第一科引书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记、《左氏》，交错相并；二曰《春秋》、史记，杂乱难别；三曰屡举《春秋》，言无定体；四曰书名去取，所记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从也，先称史记周单襄公告鲁成公曰，晋将有乱。又称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案宣公六年，自《左传》所载也。夫上论单襄，则持史记以标首；下列曼满，则遗《左氏》而无言。遂令读者疑此宣公，亦出史记；而不云鲁后，莫定何邦。是非难悟，进退无准。此所谓史记、《左氏》交错相亻并也。 《志》云：史记成公十六年，公会诸侯于周。案成公者，即鲁侯也。班氏凡说鲁之某公，皆以《春秋》为冠。何则？《春秋》者，鲁史之号。言《春秋》则知是鲁君。今引史记居先，成公在下，书非鲁史，而公舍鲁名。胶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谓《春秋》、《史记》杂乱难别也。 案班《书》为志，本以汉为主。在于汉时，直记其帝号谥耳。至于它代，则云某书、某国君，此其大例也。至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穑不成，直云严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间，别书汉、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鲁尤疏。洎乎改说异端，仍取《春秋》为始，而于严公之上，不复以《春秋》建名。遂使汉帝、鲁公，同归一揆。必为永例，理亦可容。在诸异科，事又不尔。求之画一，其例无恒。此所谓屡举《春秋》，言无定体也。 案本《志》叙汉以前事，多略其书名。至于服妖章，初云晋献公使太子率师，佩以金玦。续云郑子臧好为聚鹬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则都捐，繁则太甚。此所谓书名去取，所记不同也。 第二科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发首端，不副征验；二曰虚编古语，讨事不终；三曰直引时谈，竟无它述；四曰科条不整，寻绎难知；五曰标举年号，详略无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晋籍谈如周葬穆后。既除丧而燕。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与丧宾燕，乐忧甚矣。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将安用之。案其后七年，王室终如羊舌所说，此即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谓徒发首端，不副征验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晋女齐语智伯曰：齐高子容、宋司徒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专者速及，侈则将以力毙。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载至此，更无他说。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陈。而班氏探诸本传，直写片言。阅彼全书，唯征半事。遂令学者疑丘明之说，有是有非；女齐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谓虚编古语，讨事不终也。 《志》云：成帝于鸿嘉、永始之载，好为微行，置私田于民间。谷永谏曰：诸侯梦得田，占为失国。而况王蓄私田财物，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意悛与不悛，谷永言效与不效。谏词虽具，诸事阙如。此所谓直引时谈，竟无它述者也。 其述庶征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随载刘向之占，次云《公羊经》曰“大雨雹”，续书董生之解。案《公羊经》所说，与上奚殊？而再列其辞，俱云“大雨雹”而已。又此科始言大雪与雹，继言殒霜杀草，起自春秋，讫乎汉代。其事既尽，乃重叙雹灾。分散相离，断绝无趣。夫同是一类，而限成二条。 首尾纷拏，而章句错糅。此所谓科条不整，寻绎难知者也。 夫人君改元，肇自刘氏。史官所录，须存凡例。案斯《志》之记异也，首列元封年号，不详汉代何君；次言地节、河平，具述宣、成二帝。武称元鼎，每岁皆书；哀曰建平，同年必录。此所谓标举年号，详略无准者也。 第三科释灾多滥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榷前世，全违故实；二曰影响不接，牵引相会；三曰敷演多端，准的无主；四曰轻持善政，用配妖祸；五曰但伸解释，不显符应；六曰考核虽谠，义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寝默无说；八曰不循经典，自任胸怀。 《志》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岁，韩、魏、赵篡晋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为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贼臣，天下不附矣。”案周当战国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窃斧，台名逃债。正比夫泗上诸侯，附庸小国者耳。 至如三晋跋扈，欲为诸侯，虽假王命，实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称安汉，匪平帝之至诚；卓号太师，岂献皇之本愿。而作者苟责威烈以妄施爵赏，坐贻妖孽，岂得谓“人之情伪尽知之矣”者乎！此所谓商榷前世，全违故实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归氏薨，昭不戚而大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郑归而城中城，二大夫围郓。 案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围郓，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载。夫以国家恒事，而坐延灾眚，岁月既遥，而方闻响应。斯岂非乌有成说，扣寂为辞者哉！此所谓影响不接，牵引相会也。 《志》云：严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严母姜与兄齐侯淫，共杀桓公。严释父仇，复娶齐女，未人而先与之淫，一年再出会，于道逆乱，臣下贱之应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为时鲁、宋比年有乘丘、鄑之战，百姓愁怨，阴气盛，故二国俱水。案此说有三失焉。何者？严公十三年、十一年，公败宋师于乘丘及鄑。夫以制胜克敌，策勋命赏，可以欢荣降福，而反愁怨贻灾邪？其一失也。且先是数年，严遭大水，校其时月，殊在战前。而云与宋交兵，故二国大水，其二失也。况于七年之内，已释水灾，始以齐女为辞，终以宋师为应。前后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灾示青，而三说竞兴，此所谓敷演多端，准的无主也。 其释“厥咎舒，厥罚恒燠”，以为其政弛慢，失在舒缓，故罚之以燠，冬而亡冰。寻其解《春秋》之无冰也，皆主内失黎庶，外失诸侯，不事诛赏，不明善恶，蛮夷猾夏，天子不能讨，大夫擅权，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卫、霍二将军穷追单于，斩首十余万级归，而大行庆赏。上又闵悔勤劳，遣使巡行天下，存赐鳏寡，假与乏困，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郡国有以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闻。于是天下咸喜。案汉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后宽也如此，岂是有懦弱凌迟之失，而无刑罚戡定之功哉！ 何得苟以无冰示灾，便谓与昔人同罪。矛盾自已，始末相违，岂其甚邪？此所谓轻持善政，用配妖祸也。 《志》云：孝昭元凤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为当有庶人为天子者。京房《易传》云：“太山之石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又曰：石立于山，同姓为天下雄。案此当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宣帝出自闾阎，坐登扆极，所谓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孙血属，上纂皇统，所谓同姓雄者。昌邑见废，谪君远方，所谓人君虏者也。班《书》载此征祥，虽具有剖析，而求诸后应，曾不缕陈。叙事之宜，岂其若斯？苟文有所阙，则何以载言者哉？此所谓但伸解释，不显符应也。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陈持弓年九岁，走入未央宫。又云：绥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马门，上前殿。班《志》虽有证据，言多疏阔。今聊演而申之。案女子九岁者，九则阳数之极也。男子王褒者，王则臣君之姓也。入北司马门上前殿者，三莽始为大司马，至哀帝时就国，帝崩后，仍此官，因以篡位。夫人入司马门而上殿，亦由从大司马而升极。灾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书，为略何甚？此所谓解释虽谠，义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阳女子田无啬怀妊，未生二月，儿啼腹中。及生，不举，葬之陌上。三日，人过闻啼声。母掘土收养。寻本《志》虽述此妖灾，而了无解释。案人从胞到育，含灵受气，始末有成数，前后有定准。至于在孕甫尔，遽发啼声者，亦由物有基业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国之征。生而不举，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运已定，非诛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应也。又案班云小女陈持弓者，陈即莽所出；如女子田无啬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无一概。岂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谓妖祥可知，寝默无说也。 当春秋之时，诸国贤俊多矣。如沙鹿其坏，梁山云崩，鹢退蜚于宋者，龙交斗于郑水。或伯宗、子产，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过，盛言其必应。盖于时有识君子以为美谈。故左氏书之不刊，贻厥来裔。既而古今路阻，闻见壤隔，至汉代儒者董仲舒、刘向之徒，始别构异闻，辅申它说。以兹后学，陵彼先贤，皆今谚所谓“季与厥昆，争知嫂讳”者也。而班《志》尚舍长用短，捐旧习新，苟出异同，自矜魁博，多见其无识者矣。此所谓不循经典，自任胸怀也。 第四科古学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书，网罗不尽；二曰兼采《左氏》，遗逸甚多；三曰屡举旧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征之恒风，刘向以为《春秋》无其应。刘歆以为釐十六年，《左氏传》释六鶂退飞是也。案旧史刘向学《谷梁》，刘歆学《左氏》。既祖习各异，而闻见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郑车偾济，风之为害，备于《尚书》、《左传》。向则略而不信，歆则知而不传。又详言从怪，历叙群妖。述雨氂为灾，而不寻赵毛生地；书异鸟相育，而不载宋雀生鹯。斯皆见小忘大，举轻略重。盖学有不同，识无通鉴故也。且当炎汉之代，厥异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风如血；于公在职，亢阳为旱。惟纪与传，各具其详，在于《志》中，独无其说也，何哉？ 此所谓博引前书，网罗不尽也。 《左传》云：宋人逐猰狗，华臣出奔陈。又云：宋公子地有白马，景公夺而朱其尾鬛。地弟辰以肖叛。班《志》书此二事，以为犬马之祸。案《左氏》所载，斯流实繁。如季氏之逆也，由斗鸡而傅介；卫侯之败也，因养鹤以乘轩。曹亡首于获雁，郑弑萌于解鼋。郄至夺而家灭，华元杀羊而卒奔。此亦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独舍而不论，唯征犬马而已。此所谓兼采《左氏》，遗逸甚多也。 案《太史公书》自《春秋》以前，所有国家灾眚，贤哲占侯，皆出于《左氏》、《国语》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厉，下终鲁之定、哀，而不云《国语》，唯称史记，岂非忘本徇末，逐近弃远者乎？此所谓屡举旧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二十种。但其失既众，不可殚论。故每日之中，或举一事。庶触类而长，他皆可知。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戒将来。至如春秋已还，汉代而往，其间日蚀、地震、石陨、山崩、雨雹、雨鱼、大旱、大水、犬豕为祸，桃李冬花，多直叙其灾，而不言其应。此乃鲁史之《春秋》、《汉书》之帝纪耳，何用复编之于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马迁叙相如则举其郡县，著其字。萧、曹、陈平之属，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盖有所未暇也。若孟坚此《志》，错谬殊多，岂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脱略之甚也。亦有穿凿成文，强生异义。如蜮之惑，麋之为迷，陨五石者，齐五子之征。溃七山者，汉七国之象。叔服会葬，郕伯来奔，亢阳所以成妖，郑易许田，鲁谋莱国，食苗所以为祸。诸如此比，其类弘多。徒有解释，无足观采。知音君子，幸为详焉。
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应运而生，生人以来，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门人，钻仰不及，请益无倦。然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何者？睹仲由之不悦，则矢天厌以自明；答言偃之弦歌，则称戏言以释难。斯则圣人之设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称非以受屈。岂与夫庸儒末学，文过饰非，使夫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师授路隔，恨不得亲膺洒扫，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抚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寻蠹简，穿凿遗文，菁华久谢，糟粕为偶。遂使理有未达，无由质疑。是用握卷踌躇，挥毫悱愤。傥梁木斯坏，魂而有灵，敢效接舆之歌，辄同林放之问。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删《诗》赞《易》，其义既广，难以具论。今惟摭其史文，评之于后。 何者？赵孟以无辞伐国，贬号为人；杞伯以夷礼来朝，降爵称子，虞班晋上，恶贪贿而先书；楚长晋盟，讥无信而后列。此则人伦臧否，在我笔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让？奚为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识，皆知耻惧。苟欺而可免，则谁不愿然？且官为正卿，反不讨贼；地居冢嫡，药不亲尝。遂皆被以恶名，播诸来叶。必以彼三逆，方兹二弑，躬为枭獍，则漏网遗名；迹涉瓜李，乃凝脂显录。嫉恶之情，岂其若是？其所未谕一也。 又案齐荼野幕之戮，事起阳生。楚灵乾溪之缢，祸由观从。而《春秋》捐其首谋，舍其亲弑，亦何异鲁酒薄而邯郸围，城门火而池鱼及。必如是，则邾之阍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卞急而好洁，可行欺以激怒，遂倾瓶水以沃庭，俾废炉而烂卒。斯亦罪之大者，奚不书弑乎？其所未谕二也。 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其所未谕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与吴盟，而皆不书。桓二年，公及戎盟则书之。戎实豺狼，非我族类。夫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其所未谕四也。 诸国臣子，非卿不书，必以地来奔，则虽贱亦志。斯岂非国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阳虎盗入于讙，拥阳关而外叛，《传》具其事，《经》独无闻，何哉？且弓玉云亡，犹获显记；城邑失守，反不沾书。略大存小，理乖惩劝。其所未谕五也。 案诸侯世嫡，嗣业居丧，既未成君，不避其讳。此《春秋》之例也。何为般、野之殁，皆以名书，而恶、视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谕六也。 凡在人伦，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谓之弑，卿士以上通谓之杀。此《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书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大夫荀息”。夫臣当为杀，而称及，与君弑同科。苟弑、杀不分，则君臣靡别者矣。其所未谕七也。 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如公送晋葬，公与吴盟，为齐所止，为邾所败，盟而不至，会而后期，并讳而不书，岂非烦碎之甚？ 且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记其国也，则不然。何者？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其所未谕八也。 案昭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者矣。 何为其间则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其所未谕九也。 又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如定六年书“郑灭许，以许男斯归。”而哀元年书“许男与楚围蔡。” 夫许既灭矣，君执家亡，能重列诸侯，举兵围国者何哉？盖其间行事，必当有说。 《经》既不书，《传》又阙载，缺略如此，寻绎难知，其所未谕十也。 案晋自鲁闵公已前，未通于上国。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渐见于《春秋》。 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而《琐语》、《晋春秋》载鲁国闵公时事，言之甚详。 斯则闻事必书，无假相赴者也。盖当时国史，它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 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亦阙。故宋飞六鹢，小事也，以有告而书之；晋灭三邦，大事也，以无告而阙之。用使巨细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诸国史记，奚事独为疏阔？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岂可仍其过失，而不中规矩者乎？其所未谕十一也。 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而《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闻，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其所未谕十二也。 凡所未谕，其类尤多，静言思之，莫究所以。岂“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 者欤？将“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如其与夺，诸谢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纵，将圣多能，便谓所著《春秋》，善无不备。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指实，榷而为论，其虚美者有五焉。 案古者国有史官，具列时事，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与《春秋》不别。又“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阙文，时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无所用心，斯又不可得而殚说矣。而太史公云：夫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其虚美一也。 又案：宋襄公执滕子而诬之以得罪，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书，曾无变革。是则无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隐其辜，求诸劝戒，其义安在？而左丘明论《春秋》之义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其虚美二也。 又案，《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故《国语》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至于董狐书法而不隐，南史执简而累进，又甯殖出君，而卒之犹名在策书。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欤？ 其虚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虽有成例，或事同书异，理殊画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罔，而褒忌讳之辞也。”斯则危行言逊，吐刚茹柔，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虚美四也。 又案，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殁而微言绝。”观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邪？其虚美五矣。 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语曰：“众善之，必察焉。”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 寻世之言《春秋》者，得非睹众善而不察，同尧、舜之多美者乎？ 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
夫史之繁文，已于《叙事篇》言之详矣然凡俗难晓，下愚不移。虽六卷成言，而三隅莫反。盖语曰：“百闻不如一见。”是以聚米为谷，贼虏之虚实可知；画地成图，山川之形势易悉。昔陶隐居《本草》，药有冷热味者，朱墨点其名；阮孝绪《七录》，书有文德殿者，丹笔写其字。由是区分有别，品类可知。今辄拟其事，抄自古史传文有繁者，皆以笔点其繁上。凡字经点者，尽宜去之。如其间有文句亏缺者，细书侧注于其右。或回易数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弥缝无缺。庶观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摭实谈，非是苟诬前哲。 《孔子家语》曰：鲁公索氏将祭而忘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 一年而亡。门人问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家语》曰：晋将伐宋，使觇之，宋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觇者死，言于晋侯曰：宋阳门之介夫死，而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悦矣，宋始未可伐也。 《史记？五帝本纪》曰：诸侯之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皆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 《夏本纪》曰：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者，鲧之子也。 《项羽本纪》曰：项籍者，字羽，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剪所杀者也。燕子梁，梁，籍季父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吕氏本纪》曰：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公主。 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高祖嫌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又戚姬幸，常独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赵王如意以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 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挣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无废。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孙纠，景公杀之。景公卒，纠之子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孙也。昭公父公孙纠，纠父公子礻耑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怨，杀太子而自立。 《三王世家》曰：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 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位号，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识而言。窃不胜犬马之必，昧死，原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识而言。臣切不胜犬马之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谨与史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曰：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虑皇子未有号位。 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尊职愚蠢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昧死请所立国名。 已上有言语相重者，今略点发如此。但此一篇所记，全宜削除，今辄具列于斯，籍为鉴戒者尔。 凡为史者，国有诏诰，十分不当取其一焉。故汉元帝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媮合苟从，未肯极言，朕甚悯焉。永惟蒸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士，各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及荀悦撰《汉纪》，略其文曰：“朕惟众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其罢甘泉、建章宫卫士，各令就农，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自余钞撮，他皆仿此。近则天朝诸撰史者，凡有制诰，一字不遗。唯去诏首称门下，诏尾去主者施行而已。 时武承嗣监修国史，见之大怒，谓史官曰：“公辈是何人？而敢辄减诏书！”自是史官写诏书，虽门下赞诏亦录。后予闻此说，每嗢噱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繁碎则又甚于斯。是知史官之愚，其来尚矣。今之作者，何独笑武承嗣而已哉！ 《魏公子传》曰：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以征信陵君故事。说者云：当战国之时，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名冠诸侯，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鲁仲连传》曰：仲连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官任职，游好持高节。 游于赵。赵孝成王时，而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余万，秦遂东围邯郸，赵王恐，诸侯之救兵，莫敢击秦军；魏安厘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阴，不进；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号。今齐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复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此时鲁连适游赵地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万之众于外，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此，胜也何敢言事。 鲁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平原君曰：胜请为绍则见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见新垣衍曰：东国有鲁连先生者，今其人在此，胜请为绍介交之于将军。新垣衍曰：吾闻鲁连先生，齐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连先生。 平原君曰：胜已泄之矣。新垣衍许诺，鲁仲连见新垣衍而无言，新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于平原君者也；曷为久居此重围之中而不去？鲁连……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且赵矣。新垣衍曰：秦称帝之害何如？鲁连曰：……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乌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连曰：固也，吾将言之，……今秦万乘之国也，与梁亦万乘之国也，俱据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而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求赵，击秦军，秦军遂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谢使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屈原贾生传》曰：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贾生名谊，洛阳人也。云云乃以谪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词曰：……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后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鵩。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恐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词曰：……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 《扁鹊仓公传》曰：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与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乃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主名为谁？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有其书无有？皆安受学？受学几何岁？尝有所验？何县里人？何病？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其悉而对。臣意对曰：自意少时，喜医药。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至高后八年，得见师临淄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意得见事之。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 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谒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明岁即验之，有验。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尝以为人治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今庆已死十年，臣意年尽三年，三十九岁也。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臣意诊其脉，告曰：君之病恶不可言也《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后，仍谓为宋襄公，不去宋襄二字。《吴世家》云阖闾，《越世家》云勾践，每于其号上加“吴王”、“越王”字，句句未尝舍之。《孟尝君》传曰：“冯公形容状貌甚辨。”案形容、状貌同是一说，而敷演重出，分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胜载。其《十二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又《屈原传》曰：“其文约，其辞微。” 观子长此言，实有深鉴。及自撰《史记》，榛芜若此，岂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乎？ 《汉书·龚遂传》曰：上遣使者征遂。议曹王生请从。功曹以为王生素嗜酒，亡节度，不可使，遂不听。从至京师，王生日饮酒，不视太守。会遂引入宫，王生醉，从后呼曰：“明府且止，愿有所白。”遂还，问其故，王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 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悦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议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为水衡都尉。议曹王生为水衡丞《新晋书·袁宏传》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贫，以运租自业。谢尚时镇牛渚。秋夜乘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 会宏在舫中，讽其所作《咏史诗》，咏声既清会亮，词又藻拔丽，遂驻听久之，遣问焉，答云：“是袁临汝郎所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尚倾率有胜致，即迎升舟，与之谈论，申旦不寐。自此名誉日茂云云。从桓温北伐，作《北征赋》，皆其文之高者。尝与王珣、伏滔同在桓温坐，温令滔读其宏所作《北征赋》。至“闻所传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诞灵物以瑞德，奚受体于虞者！疚尼父之恸泣，似实恸而非假；岂一性之足伤，乃致伤于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韵。珣云：“此赋方传千载，无容率尔。今于‘天下’之后，移韵徙事，然于写送之致，似为未尽。”滔云：“得益写韵一句，或为小胜。”温曰：“卿思益之。”宏应声曰：“感不绝于予心，愬流风而独写”云云。谢安尝赏其机对辩速，后安为扬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乃祖道于冶亭，时贤皆集。谢安欲以卒迫试之，临别，执其手，顾就左右取以一扇授之，曰：“聊以赠行。”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观者无叹服。时人叹其率而能要焉。 《十六国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刘昞，遂别设一席于座前，谓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长，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昞遂奋衣来坐，神志湛然。曰：“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
○诸史（六条） 夫盛服饰者，以珠翠为先；工缋事者，以丹青为主。至若错综乖所，分有失宜，则彩绚虽多，巧妙不足者矣。观班氏《公孙弘传赞》，直言汉之得人，盛于武、宣二代，至于平津善恶，寂蔑无睹。持论如是，其义靡闻。必矜其美辞，爱而不弃，则宜微有改易，列于《百官公卿表》后。庶寻文究理，颇相附会。以兹编录，不犹愈乎？又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耳。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陆士衡有云：“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信矣哉！ 其有事可书而不书者，不应书而书者。至如班固叙事，微小必书，至高祖破项垓下，斩首八万，曾不涉言。李《齐》于《后主纪》，则书幸于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纪》则不言亲戎以伐奚，于边疆小寇无不毕纪，如司马消难拥数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举小，其流非一。 昔刘勰有云：“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向、雄已后，颇引书以助文。”然近史所载，亦多如是。故虽有王平所识，仅通十字；霍光无学，不知一经。而述其言语，必称典诰。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资虚饰者矣。 案《宋书》称武帝入关，以镇恶不伐，远方冯异；于渭滨游览，追思太公。 夫以宋祖无学，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 更有甚于此者，睹周、齐二国，俱出阴山，必言类互乡，则宇文尤甚。而牛弘、王劭，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其载周言也，则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夫以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而辩类苏、张，贾生叙鵩鸟之辞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 世称近史编语，唯《周》多美辞。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说，是则俗之所传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或师范《五经》，或规模《三史》，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岂可便谓南、董之才，宜居班、马之职也？ 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丽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田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 夫晋、宋已前，帝王传授，始自锡命，终于登极。其间笺疏款曲，诏策频烦。 虽事皆伪迹，言并饰让，犹能备其威仪，陈其文物，俾礼容可识，朝野具瞻。逮于近古，我则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齐宣之在晋阳，或文出荆州，假称宣德之令；或书成并部，虚云孝静之敕。凡此文诰，本不施行，必也载之起居，编之国史，岂所谓撮其机要，剪裁浮辞者哉？但二萧《陈》、《隋》诸史，通多此失，唯王劭所撰《齐志》，独无是焉。 夫以暴易暴，古人以为嗤。如彦渊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弥见其失矣。而撰《隋史》者，称澹大矫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书方于君懋，岂唯其间可容数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讥劭者，岂所谓通鉴乎？语曰：“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其斯之谓矣！ ○别传（九条） 刘向《列女传》云：“夏姬再为夫人，三为王后。”夫为夫人则难以验也，为王后则断可知矣。案其时诸国称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谏庄将纳姬氏，不言曾入楚宫，则其为后当在周室。盖周德虽衰，犹称秉礼。岂可族称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鲁娶于吴，谓之孟子。聚麀之诮，起自昭公。未闻其先已有斯事，礼之所载，何其阙如！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嫔三代，求诸人事，理必不然。寻夫春秋之后，国称王者有七。盖由向误以夏姬之生，当夫战国之世，称三为王后者，谓历嫔七国诸王，校以年代，殊为乖剌。至于他篇兹例甚众。故论楚也，则平王与秦穆同时；言齐也，则晏婴居宋景之后。今粗举一二，其流可知。 观刘向对成帝，称武、宣行事，世传失实，事具《风俗通》，其言可谓明鉴者矣。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列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 呜呼！后生可畏，何代无人，而辄轻忽若斯者哉！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已，人所不能免也。至于故为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案苏秦答燕易王，称有妇人将杀夫，令妾进其药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谓苏代云：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曰：“无以买烛，而子之光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此并战国之时，游说之士，寓言设理，以相比兴。及向之著书也，乃用苏氏之说，为二妇人立传，定其邦国，加其姓氏，以彼乌有，特为指实，何其妄哉！ 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宿瘤隐形，干齐王而作后。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复有怀嬴失节，目为贞女刘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岂顾丘明之有传，孟坚之有史哉！ 杨雄《法言》，好论司马迁而不及左丘明，常称《左氏传》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鉴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长爱奇多杂，又曰不依仲尼之笔，非书也，《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然其撰《甘泉赋》，则云“鞭宓妃”云云，刘勰《文心》已讥之矣。然则文章小道，无足致嗤。观其《蜀王本纪》，称杜魄化而为鹃，荆尸变而为鳖，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录，刘昞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向使两贤不出，二郡无记，彼边隅之君子，何以取闻于后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优劣者哉？ 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 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苟如是，则苏代所言双擒蚌鹬，伍胥所遇渡水芦中，斯并渔父善事，亦可同归一录，何止揄袂缁帷之林，濯缨沧浪之水，若斯而已也。 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至若神有混沌，编诸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至如蛙鳖竞长，蚿蛇相邻，莺鸠笑而后方，鲋鱼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录》、《齐谐记》，并可引为真事矣。夫识理，何为而薄周、孔哉？ 杜元凯撰《女记》，博采经籍前史，显录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犹阙而不载。斯岂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长者哉若人也！ 《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中，斯为谬矣。 ○杂识（十条） 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又观世之学者，或躭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陨，而人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犹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也。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 夫邹好长缨，齐珍紫服，斯皆一时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汉代《公羊》，擅名《三传》，晋年《庄子》，高视《六经》。今并挂壁不行，缀旒无绝。 岂与夫《春秋左氏》、《古文尚书》，虽暂废于一朝，终独高于千载。校其优劣，可同年而语哉？ 夫书名竹帛，物情所竞，虽圣人无私，而君子亦党。盖《易》之作也，本非记事之流，而孔子《系辞》，辄盛述颜子，称其“殆庶”。虽言则无愧，事非虚美，亦由视予犹父，门人日亲，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编录者矣。既而扬雄寂寞，师心典诰，至于童乌稚子，蜀汉诸贤，《太玄》、《法言》，恣加褒赏，虽内举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云参圣，在于著述，不能忘私，则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谢承《汉书》，偏党吴、越，魏收《代史》，盛夸胡塞，复焉足怪哉？ 子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大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氏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书，小人之史也。其薰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哉？何则？史有固当以好善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以降，吾未之见也。 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记也，喜论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讦以为直，吾无取焉。 夫故立异端，喜造奇说，汉有刘向，晋有葛洪。近者沈约，又其甚也。后来君子，幸为详焉。 昔魏史称朱异有口才，挚虞有笔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辞本异。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 夫载笑立言，名流今古。如马迁《史记》，能成一家；扬雄《太玄》，可传千载。此则其事尤大，记之于传可也。至于近代则不然。其有雕虫末伎，短才小说，或为集不过数卷，或著书才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编诸传末。事同《七略》，巨细必书，斯亦烦之甚者。 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人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至于今称之。”若汉代青翟、刘舍，位登丞相，而班史无录；姜诗、赵壹，身止计吏，而谢《书》有传。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则不然。其有才德阙如，而位宦通显，史臣载笔，必为立传。其所记也，止具其生前历官，殁后赠谥，若斯而已矣。虽其间伸以状迹，粗陈一二，幺麽恒事，曾何足观。始自伯起《魏书》，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体。流荡忘归，《史》、《汉》之风，忽焉不嗣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