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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为国者，其虑敌深，其防患密。故常不吝爵赏以笼络天下智勇辩力之士，而不欲一夫有忧愁怨怼亡聊不平之心以败吾事。盖人之有智勇辩力者，士皆天民之秀杰者，类不肯自己，苛大而不得见用于世，小而又饥寒于其身，则其求逞之志果于毁名败节，凡可以纾忿充欲者无所不至矣。是以敌国相持，胜负未决；一夫不平，输情于敌，则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长彼习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长，是殆益敌资而遗敌胜耳，不可不察。传曰：「谨备于其外，患生于其内。」正圣人所以深致意而庸人以为不足虑也。 昔者，楚公子巫臣尝教吴乘车射御，而吴得以逞。汉中行说尝教单于无爱汉物，而汉有匈奴之忧。史传所载，此类甚多。臣之为今日虑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为朝廷重轻，盖以为泄吾之机足以增虏人之颉颃耳。何则？科举不足以尽笼天下之士，而爵赏亦不足以尽縻归附之人，与夫逋寇穷民之所归、茹冤抱恨之无所泄者，天下亦不能尽无，窃计其中亦有杰然自异而不徇小节者矣，彼将甘心俯首、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坏垣越栅而求释于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为是说者，非欲以耸陛下之听而行己之言，盖亦有见焉耳。请试言其大者： 逆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则平江之匠实为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寇，则无锡之士实惎之；克敌弓努虏兵所不支，今已为之；殿司之兵比他卒为骄，今已知之。此数者岂小事哉！如闻皆其非归之人、叛军之长教之使然。且归正军民，或激于忠义，或迫于虐政，故相扳来归，其心诚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尝许以不遣矣。自去年以来，虏人间以文牒请索，朝廷亦时有曲从，其间有知诗书识义分者，如解元振辈，上章请留，陛下既已旌赏之矣。若俗所谓泗州王等辈既行之后，得之道理，皆言阴通伪地，教其亲戚诉诸虏庭移牒来请，此必其心有所不乐于朝廷者。若此槽虽[兄辱]䢆无能，累千百万举发以归之固不足恤，然人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谓杰然自异者。患生所忽，渐不可长。臣愿陛下广含弘之量，开言事之路，许之陈说利害，官其可采，以收拾江南之士；明昭有司，时散俸廪，以优恤归明归正之人。外而敕州县吏，使之蠲除科敛，平亭狱讼，以抒其逃死蓄愤无所伸诉之心。其归正军民，或有再索而犹言愿行者，此必阴通伪地，情不可测。朝廷既无负于此辈，而犹反复若是，陛下赫然诛其一、二，亦可以绝其奸望。不然，则纵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恤，恐他日万一有如先朝张源、吴昊之西奔，近日施宜生之北走，或能驯致边陲意外之扰，不可不加意焉！ 臣闻之：鲁公甫文伯死，有妇人自杀于房者二人，其母闻之不哭，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自杀，是必于其长者薄、于其妇人厚。」议者曰：「从母之言则是为贤母，从妻之言则不免为妒妻。」今臣之论归正归明军民，诚恐不悦臣之说者以臣为妒妻也。惟陛下深察之。
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我欲胜彼，彼亦志于胜，谁肯处其败？胜败之情战于中，而胜败之机未有所决。彼或以兵来，吾敢谓其非张虚声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谓其非匿形以诱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则如之何？曰：「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与忖度之」，审故也。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定察矣。今吾藏战于守，未战而长为必战之待；寓胜于战，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彼诚虚声以耀我，我以静应而不轻动；彼诚匿形以诱我，我有素备而不可乘；胜败既不能为吾乱，则故神闲而气定矣。然后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犹是彼亦犹是，南北虽有异虑，休戚岂有异趣哉！ 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狩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不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盖吠我者忌我也，驯我者狎我也。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为其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为其实欲和而乃以战要我，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术之死，固尝嘱其徒使入我和，曰：「韩、张、刘、岳，近皆习兵，恐非若辈所敌。」则是其情意欲和矣。然而未尝不进而求战者，计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刘豫之废，亶尝虑无以守中原，则请割三京；亶之弑，亮尝惧我有问罪之师，则又谋割三京而还梓宫；亮之殒，褒又尝缓我追北之师，则复谋割白沟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诈也。未几，亶之所割，视我守之人非其敌，则不旋踵而复取之；亮之所谋，窥我遣贺之使，知其无能为，则中辍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谋，悟吾有班师之失，无意于袭，则反复而有意外之请。夫既云和矣而复中辍者，盖用其狎而谋胜于我也。 今日之事，揆诸虏情，是有三不敢必战，二必欲尝试。何以言之？空国之师，商鉴不远，彼必不肯再用危道，万一猖獗，特不过调沿边戍卒而已，戍卒岂能必其胜，此一不敢必战也。海、泗、唐、邓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兵三年而无成，则我有攻守之士，而虏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战也。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虽不得不从，从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战也。 有三不敢必战之形，惧吾之窥其弱而绝岁币，则其势不得不张大以要我，此一欲尝试也。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务干侥幸，谋不暇于万全，此二欲尝试也。 且彼诚欲战耶，则必不肯张皇以速我之备。且如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今诚必战，岂欲人遂知之乎！彼诚不敢必战耶，贪残无义，忿不顾败，彼何所恤？以母之亲、兄之长，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犹弑之，何有于我？况今沿海造舰，沿淮治具，包藏祸心，有隙皆可投，敢谓之终遂不战乎？大抵今彼虽无必敢战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尝试之举。彼于高丽、西夏，气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无他；惟吾使命之去，则多方腆鲜，曲意防备。如人见牛羊未尝作色，而遇虎豹则厉声奋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见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独无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虏欲必战，而在于虏幸胜以逾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则吾受其疾矣。〔御之之术，臣具于《守淮》篇。〕 昔者，黥布之心，为身而不顾后，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汉而疑罕[千干]，解仇结约，充国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败。薛公、充国非有风角写占之胜、枯茎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虑审耳。朝廷心定而虑审，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敌情之知，而观彼虚声诡势以为进退者，非特在困吾力，且失夫致胜之机为可惜。臣故曰：「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馀矣。」
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视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既积，离合始决而不可制矣。何则？喜怒之情有血气者皆有之：饱而愉，暖而适，遽使之饥寒则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弃则痛；冤而求伸，愤而求泄，至于无所控告则怒；怨深痛巨而怒盈，服则合，叛则离。秦汉之际，离合之变，于此可以观矣。秦人之法惨刻凝密，而汉则破觚为圜，与民休息，天下不得不喜汉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既积，则喜而有所属，秦始不得自保，遂离而合于汉矣。 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为朝廷赤子，耕而食，蚕而衣，富者安，贫者济，赋轻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方僭割之时，彼守未固，此讻未定，犹勉强姑息以示恩，时肆诛戮以贾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县，半是胡奴，分朋植党，仇灭中华。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孽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民之至爱者子孙，签军之令下，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民之所惜者财力，营筑馈饷之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有常产者困寠，无置锥者冻馁。民初未敢遽叛者，犹徇于苟且之安，而訹于积威之末。辛巳之岁相挺以兴，矫首南望、思恋旧主者，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势格，巢穴迥遥，恐狂谋无成窜身无所，故疾趣淮上，侥幸一胜，以谋溃中原之心而求归也。此机不一再，而朝廷虑不及此，中原义兵寻亦溃散。吁！甚可追惜也。 今而观之，中原之民业尝叛虏，虏人必不能释然于其心，而无民意岂能自安而无疑乎！疑则臣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动而轻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复则已；诚有意焉，莫若于其无事之时，张大声势以耸之，使知朝廷偃然有可恃之资；存抚新附以诱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则一旦缓急。彼将转相告谕，翕然而起，争为吾之应矣。 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习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祸如蜂虿作于杯袖，智者不暇谋，勇者不及怒。自乱离以来，心安于斩伐而力闲于攻守，虏人虽暴，有王师为之援，民心坚矣。冯妇虽攮臂，其为士笑之。孟子曰：「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臣亦谓今之中原离合之衅已开，虏人不动则已，诚动焉，是特为陛下驱民而已。惟静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臣闻天下无难能不可为之事，而有能为必可成之人。人诚能也，任之不专则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五谷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稊稗。」何则？事有操纵自我，而谋之已审，则一举而可以遂成；事有服叛在人，而谋之虽审，亦必持久而后可就。盖自古夷狄为中国患，彼皆有争胜之心，圣人方调兵以正天诛，任宰相以责成功，非如政刑礼乐发之自己，收之亦自己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遂胜，公卿大夫交口归之，曰：「此宰相之贤也。」明日而临敌，后日而闻不利，则群起而媒孽之，曰：「宰相不足与折冲也。」乍贤乍佞，其说不一，于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立事，难矣哉！ 臣读史，尝窃深加越句践、汉高祖之能任人，而种、蠡、良、平之能处事：骤而胜，遽而败，皆不足以动其心，而信之专，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观夫公稽之栖，五年而吴伐齐，虚可乘也，种、蠡如不闻；又四年，吴伐齐，虚可乘也，种、蠡反发兵助之；又二年，吴伐齐不胜，而种、蠡始袭破之，可以取之，种、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举灭之。盖历二十又三年，而句践未尝以为迟而夺其权。丰沛之兴，秦二年，汉败于薛；汉元年，高帝厄于鸿门；又二年衅于彭城；又三年，困于荥阳；又五年不利于夏南。良、平何尝一日不从之计议，然未免于龃龉者，盖历五年而始蹶项立刘，高帝亦未尝以为疏而夺其权。诚以一胜一败兵家常势，惩败狃胜，非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间于谗说；其图回大功也，不恤于小节；所以能责难能不可为之事于能为必可成之人而收其效也。 虏人为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终不可以为身安。然其决之也，必加炷刃，则痛亟而无后悔；而其销之也，止于傅饵，则痛迟而终为大患。病而用医，不一其言，至炷刃方施而传饵移之，傅饵未几而炷刃夺之；病不已而乃咎医。吁！亦自惑也。 且御戎有二道，惟和与战。和固非常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桧一十九年而无异论者，太上皇帝信之之笃而秦桧守之之坚也。今日之事，以和为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为战为不可讲，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诚，疏谗慝，以天下之事尽付之宰相，使得优游无疑以悉力于图回，则可和与战之机宰相其任之矣。 唐人视相府如传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淮蔡之功，裴度用而李师道遣刺客以缓师，高霞寓败而钱微萧俯以为言，宪宗信之深、任之笃，令狐楚之罢为中舍，李逢吉之出为节度，皆以沮谋而见疏。故君以断、臣以忠，而能成中兴之功。 而顷者张浚虽未有大捷，亦未至大败，符离一挫，召还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句践、汉高帝、唐宪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内而户部出纳之源，外而全曹总司之计，与夫边郡守臣、屯戍守将，皆非朝夕可以责其成功者。臣愿陛下要成功于宰相，而使宰相责成功于计臣、守将，俾其各得专于职治，而以禄秩旌其劳绩，不必轻移遽迁，则人无苟且之心，乐于奋激以自见其才。一网既举，众目自张，天下之事犹有不办者，臣不敢信其然也。
赵充国论备边之计曰：「湟中积榖三百万斛则羌人不敢动。」李广武为成安君谋曰：「要其辎重，十日不至，则二将之头可致者。」此言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转饷给军以通为利也。必欲使粮足而饷无间绝之忧，惟屯田为善。而屯田盖亦难行：国家经画，于今几年，而曾未睹夫实效者，所以驱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为之任其责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万矣。名曰屯田，其实重费以敛怨也。何以言之？市井无赖小人，为其懒而不事事，而迫于饥寒，故甘捐躯于军伍，以就衣食而苟闲纵，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当矢石，其心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无事而幸饱暖于官，今焉官有事而责死力于我。」且战胜犹有累资补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辞；今遽而使之屯田，是则无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岂不能从富民租佃以为生，而轻失身于黥戮？上驱我于万死，岂不能捐榖帛以养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气无所发泄，再畎亩则邀夺民田、胁掠酒肉，以肆无稽，践行阵则呼愤扼腕、疾视长上，而不可为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诚未睹夫享成之利也。鲁莽灭裂，徒费粮种，只见有害，未闻获利，此未为策之善。 如臣之说则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尽力，向者之吏苟且而应故事。不如籍归正军民厘为保伍，则归正不厘务官擢为长贰，使之专董其事。且彼自虏中被签而来，耒耨之事盖所素习。且其生同乡井，其情相得，上令下从，不至生事。惟官为之计其闲田顷亩之数、与夫归正军民之目，土人以占之田不更动摇，以重惊扰。归正之人家给百亩而分为二等；为之兵者，田之所以尽以予之；危之民者，十分税一则以为凶荒赈济之储。室庐、器具、粮种之法一切遵旧，使得植桑麻、蓄鸡豚，以为岁时伏腊婚嫁之资。彼必忘其流徙，便于生养。无事则长贰为劝农之官，有事则长贰为主兵之将，许其理为资考，久于其任，使得悉心于教劝。而委守臣监司核其劳绩，奏与迁秩而不限举主。人熟不更相劝勉以赴功名之会哉。且今归正军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异壤视之。不幸而主将亦以其归正，则求自释于庙堂，又痛事行迹，愈不加恤。间有挟不平，出怨语，重典已絷其足矣。所谓小名目者仰俸给为话，胥吏泪抑，何尝以时得？呜呼！此诚可悯也，诚非朝廷所以怀诱中原忠义之术也。 闻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逾九、十。」此正屯田非特为国家便，而且亦为归正军民之福。议者必曰：「归正之人常怀异心，群而聚之，虑复生变。」是大不然也。且和亲之后沿江归正军民，官吏失所以抚摩之惠，相扳北归者莫计，当时边吏亦皆听之而莫为制，此岂独归正军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为屯田以处之，则人有常产而上无重敛，彼何苦叛去以甘虏人横暴之诛求哉！若又曰：「恐其窃发」，且人惟不自聊赖乃攮夺以苟生，诚丰沃矣！何苦如是？饥者易为食，必不然也。诚使果耳，疏而远之于江外，不犹愈于聚乎内而重惊扰乎？且天下之事，逆虑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 盖今所谓御前诸军者，待之素厚而仰之素优，故骄。骄则不可复使，此甚易晓也。若夫州郡之卒异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劳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农桑失业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尝猎其丁壮劲勇者为一军矣，臣以为可辈徒此军，视归正军民之数倍而发之，使阡陌相连，庐舍相望，并耕乎两淮之间。彼其名素贱，必不敢倨视归正军民而媒怨；而归正军民视之，犹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势足以禁归正军民之变，力足以禁屯田之利，计有出于此者乎？ 昔商之顽民相率为乱，周公不诛而迁之洛邑，曰：「商之臣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其后康王命毕公，又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劝。」始则迁其顽而教之，终则择其善而用之。圣人治天下未尝绝物固如此。今归正军人聚于两淮而屯田以居之，核其劳绩而禄秩以诱之，内以节冗食之费，外以省转饷之劳，以销桀骜之变，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使人自为战之术，而井田兵农之遗制也。况皆吾旧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异念，术而使之，天下岂有不济之事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