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所谓乡先生，可祭于社；
凡来观诸君子，多式此祠。
弟小修诗，散逸者多矣，存者仅此耳。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岁馀即著《黄山》、《雪》二赋，几五千馀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傅以相如、太冲之法，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备极研究。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发展，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齌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所谓十分人，须有十分事。
事苟不十分，终是未完备。
事父尽其心，事兄尽其意。
事君尽其忠，事师尽其义。
○诸史（六条）
夫盛服饰者，以珠翠为先；工缋事者，以丹青为主。至若错综乖所，分有失宜，则彩绚虽多，巧妙不足者矣。观班氏《公孙弘传赞》，直言汉之得人，盛于武、宣二代，至于平津善恶，寂蔑无睹。持论如是，其义靡闻。必矜其美辞，爱而不弃，则宜微有改易，列于《百官公卿表》后。庶寻文究理，颇相附会。以兹编录，不犹愈乎？又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耳。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陆士衡有云：“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信矣哉！
其有事可书而不书者，不应书而书者。至如班固叙事，微小必书，至高祖破项垓下，斩首八万，曾不涉言。李《齐》于《后主纪》，则书幸于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纪》则不言亲戎以伐奚，于边疆小寇无不毕纪，如司马消难拥数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举小，其流非一。
昔刘勰有云：“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向、雄已后，颇引书以助文。”然近史所载，亦多如是。故虽有王平所识，仅通十字；霍光无学，不知一经。而述其言语，必称典诰。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资虚饰者矣。
案《宋书》称武帝入关，以镇恶不伐，远方冯异；于渭滨游览，追思太公。
夫以宋祖无学，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
更有甚于此者，睹周、齐二国，俱出阴山，必言类互乡，则宇文尤甚。而牛弘、王劭，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其载周言也，则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夫以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而辩类苏、张，贾生叙鵩鸟之辞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
世称近史编语，唯《周》多美辞。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说，是则俗之所传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或师范《五经》，或规模《三史》，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岂可便谓南、董之才，宜居班、马之职也？
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丽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田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
夫晋、宋已前，帝王传授，始自锡命，终于登极。其间笺疏款曲，诏策频烦。
虽事皆伪迹，言并饰让，犹能备其威仪，陈其文物，俾礼容可识，朝野具瞻。逮于近古，我则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齐宣之在晋阳，或文出荆州，假称宣德之令；或书成并部，虚云孝静之敕。凡此文诰，本不施行，必也载之起居，编之国史，岂所谓撮其机要，剪裁浮辞者哉？但二萧《陈》、《隋》诸史，通多此失，唯王劭所撰《齐志》，独无是焉。
夫以暴易暴，古人以为嗤。如彦渊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弥见其失矣。而撰《隋史》者，称澹大矫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书方于君懋，岂唯其间可容数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讥劭者，岂所谓通鉴乎？语曰：“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其斯之谓矣！
○别传（九条）
刘向《列女传》云：“夏姬再为夫人，三为王后。”夫为夫人则难以验也，为王后则断可知矣。案其时诸国称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谏庄将纳姬氏，不言曾入楚宫，则其为后当在周室。盖周德虽衰，犹称秉礼。岂可族称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鲁娶于吴，谓之孟子。聚麀之诮，起自昭公。未闻其先已有斯事，礼之所载，何其阙如！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嫔三代，求诸人事，理必不然。寻夫春秋之后，国称王者有七。盖由向误以夏姬之生，当夫战国之世，称三为王后者，谓历嫔七国诸王，校以年代，殊为乖剌。至于他篇兹例甚众。故论楚也，则平王与秦穆同时；言齐也，则晏婴居宋景之后。今粗举一二，其流可知。
观刘向对成帝，称武、宣行事，世传失实，事具《风俗通》，其言可谓明鉴者矣。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列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
呜呼！后生可畏，何代无人，而辄轻忽若斯者哉！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已，人所不能免也。至于故为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案苏秦答燕易王，称有妇人将杀夫，令妾进其药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谓苏代云：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曰：“无以买烛，而子之光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此并战国之时，游说之士，寓言设理，以相比兴。及向之著书也，乃用苏氏之说，为二妇人立传，定其邦国，加其姓氏，以彼乌有，特为指实，何其妄哉！
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宿瘤隐形，干齐王而作后。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复有怀嬴失节，目为贞女刘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岂顾丘明之有传，孟坚之有史哉！
杨雄《法言》，好论司马迁而不及左丘明，常称《左氏传》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鉴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长爱奇多杂，又曰不依仲尼之笔，非书也，《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然其撰《甘泉赋》，则云“鞭宓妃”云云，刘勰《文心》已讥之矣。然则文章小道，无足致嗤。观其《蜀王本纪》，称杜魄化而为鹃，荆尸变而为鳖，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录，刘昞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向使两贤不出，二郡无记，彼边隅之君子，何以取闻于后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优劣者哉？
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
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苟如是，则苏代所言双擒蚌鹬，伍胥所遇渡水芦中，斯并渔父善事，亦可同归一录，何止揄袂缁帷之林，濯缨沧浪之水，若斯而已也。
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至若神有混沌，编诸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至如蛙鳖竞长，蚿蛇相邻，莺鸠笑而后方，鲋鱼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录》、《齐谐记》，并可引为真事矣。夫识理，何为而薄周、孔哉？
杜元凯撰《女记》，博采经籍前史，显录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犹阙而不载。斯岂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长者哉若人也！
《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中，斯为谬矣。
○杂识（十条）
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又观世之学者，或躭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陨，而人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犹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也。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
夫邹好长缨，齐珍紫服，斯皆一时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汉代《公羊》，擅名《三传》，晋年《庄子》，高视《六经》。今并挂壁不行，缀旒无绝。
岂与夫《春秋左氏》、《古文尚书》，虽暂废于一朝，终独高于千载。校其优劣，可同年而语哉？
夫书名竹帛，物情所竞，虽圣人无私，而君子亦党。盖《易》之作也，本非记事之流，而孔子《系辞》，辄盛述颜子，称其“殆庶”。虽言则无愧，事非虚美，亦由视予犹父，门人日亲，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编录者矣。既而扬雄寂寞，师心典诰，至于童乌稚子，蜀汉诸贤，《太玄》、《法言》，恣加褒赏，虽内举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云参圣，在于著述，不能忘私，则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谢承《汉书》，偏党吴、越，魏收《代史》，盛夸胡塞，复焉足怪哉？
子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大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氏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书，小人之史也。其薰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哉？何则？史有固当以好善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以降，吾未之见也。
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记也，喜论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讦以为直，吾无取焉。
夫故立异端，喜造奇说，汉有刘向，晋有葛洪。近者沈约，又其甚也。后来君子，幸为详焉。
昔魏史称朱异有口才，挚虞有笔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辞本异。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
夫载笑立言，名流今古。如马迁《史记》，能成一家；扬雄《太玄》，可传千载。此则其事尤大，记之于传可也。至于近代则不然。其有雕虫末伎，短才小说，或为集不过数卷，或著书才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编诸传末。事同《七略》，巨细必书，斯亦烦之甚者。
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人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至于今称之。”若汉代青翟、刘舍，位登丞相，而班史无录；姜诗、赵壹，身止计吏，而谢《书》有传。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则不然。其有才德阙如，而位宦通显，史臣载笔，必为立传。其所记也，止具其生前历官，殁后赠谥，若斯而已矣。虽其间伸以状迹，粗陈一二，幺麽恒事，曾何足观。始自伯起《魏书》，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体。流荡忘归，《史》、《汉》之风，忽焉不嗣者矣。
罗饭牛，名牧，江西宁都人，以画名，能诗，亦工楷法，其为人敦古道、重友谊，宋牧仲高其人，作二牧说赠之。此张瓜田画征录所载。今据所刻黄庭数行，未免甜俗无书卷气。看来其胸中无所蕴酿，不过一作画题诗人耳。向亦未闻有著作，其不避庙讳，则草野无足怪者。舍下藏上赐倪元镇小山竹石树卷，御笔亲题其上，附倪小楷黄庭内景经，全卷不下数千字，真逸品也。惜笔画甚细，不能双钩，即钩摹入石，亦必不能得其神韵，以视罗去而万里矣！因赐物，不敢远寄赏鉴，姑俟之异日之缘也。
苇闲先生每临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小册前五版最胜，破邪论序意致亦佳，尊独意不甚惬，何也？窃谓痛快多而沉着少。一语痛快沉着，唯米公能当之。即所谓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八字妙谛，亦即古所谓藏锋是也。下此学米者，如吴云壑，可谓痛快沉着，形似、神似，无遗议矣。而骨髓内尚微带浊，可见四字能兼，原不容易，况近今之人乎？近人书尽有初看平平，或看似浅露，而细看、久看不令人厌，此即是沉着能然，不必定于停顿遒郁处见长也。总之，古今人不相及，自晋、唐、宋、元以来，便历历如是，非人不相及，乃古今不相及也。必欲尽以古人衡之，则无完肤矣。即如南宫之妙，若云古穆两字，便己隔尘。盖运会为之，性情为之，不可强也。设使强而至于古穆，则墨猪、木算子等流弊百出，又孰得孰失耶？定武兰亭如麒麟、凤皇，久不可见矣。在唐人自见之者多，而褚登善即用我法行之，全不似定武面目，其势有不能也。而名公亦定不肯为腕下之鬼所缚，取其神而已，取其意而已。吾辈评书似亦只宜如是，不审尊鉴以为何如？
兰亭诗无论是柳是陶，烂恶之状，不可耐矣。其为庸妄人伪托无疑。前四行断章之义，义字误羲。又诗“羲”字，中都作“乃”，亦前人所未有。尝见有持晋人墨迹求售者，其实不足以欺童儿，居然流传至数十百年之后；而妙迹随烟烬灭者不少，此亦如跖寿颜夭，有幸有不幸也。大抵世间贵耳者多康瓠、鼠璞，幸而为豪家朱户所收，遂得久秘。即遇识者，或掩口芦胡，不欲遽下雌黄，以败人兴，往往然也。天瓶先生跋，但载董公临本云云，而不置优劣，未必非当日为贵人所逼，下此庾语。巨眼人幸弗以一时凭愚护短，更为前人画蛇足也。
米阴符经果佳，小字中有寻丈之势，有钧石之力。亦有为摹勒所坏者，则太作意处也。群玉堂各扎刻皆佳，较官刻颇胜，盖官刻浓拓，亦一累也。
天瓶楞严修释序稿亦妙，后幅更胜前纸，尾数语尤妙，盖作意、不作意之分。不作意处，自然之妙流出。天瓶先生从颜法入手，颜用弱翰，而先生用强笔，庄楷之作，往往不如行书。以此十二兄亲炙天瓶之门，其所见不审与愚揣有合否？
米公芜湖学记，旧拓亦不过如是，不可再刻矣。碑阴仙真记，仆以为是当日好事者为之。事既不可信，书亦不佳。近日已都收拾清芬阁米帖中，非鄙意所惬也。
西溟书，尊处有小册及破邪论各种，仆处所藏金笺册无足论矣。毕竟是供官之作，减人意兴。然是老年笔，较它作更苍，且其字里行间全行己意，无一些对御矜庄之色，亦足见前辈意度政是不凡。若在今日，必倩所谓黑光长者为之大小分寸不爽，殊失风雅矣。故特奉寄一览。
祝京兆一扎，仆所至爱。用笔圆遒，苍秀可以见。其行书大概有明一代独京兆力追晋人，不肯落唐以后一笔。园记直风马牛矣，惜其妙处非摹勒所能到耳。
张伯雨诗一幅，乃张芑堂所藏，属寄尊处品题，上石者外，旧笺一并乞写跋。松雪和润、宽博之笔，从二王来，唐、宋人骏厉严肃，多以法胜。得晋法者，故推松雪。然凡帖所刻多过熟，熟中有生者乃佳。往在京师见松雪临皇象急就篇墨本，项氏所藏，真古真厚。又见苏州蒋氏藏松雪寄妻母家信册，即用竹纸写筒折作寸许阔，末有骑缝月日花押，用笔秀绝寰区，无一点圆熟习气，此人间未见之赵字，实从来至妙之赵字也。见此二种，则赵氏诸帖皆可废。不知何以尚未出人间也？
仆有米临哀册帖一本，首行有史鉴印章。史字明古，在明为极精鉴赏者，必其家所刻。而此本纸、拓皆工，尤为可宝，世间独不传。想以其无款，然逼真是米临。又兰亭一本，疑是郁冈斋初拓，臆定为米虎儿所临，真逸品也。并寄与大雅鉴之。
唐碑中苏灵芝一派最俗，诚然。然不可解者，岂独此耶？即北海云麾碑、鲁公明远帖，妙处亦不知之。至若柳公绰武侯庙碑，在唐碑中有晋法者，虽非至佳，未可厚非也！
大凡书家各有一种常用伎俩，常用则多见，多见则易传。赏鉴家亦各各认杀面目。山谷是山谷之字，松雪是松雪之字，岂知名家未有不变化者，如上所说，两赵书是也。前年之秋，袁简斋先生来湖上，得见山谷书李青莲诗不全卷纸本，无款，字作怀素体，间有一二笔露本色。后有元、明人数跋，记其来历甚悉。山谷之长于怀素，但闻其说未尝见也。此卷精妙至不可思议，借留案上半月，不忍舍去。始知凡刻山谷本色字，皆非其至。而凡帖所刻怀素，满纸恶习，始终是酸馏气，非士人本领。其卷为有力者以五百金购去，不知归于何所？遂不复能问津矣！因思此等字，必须墨迹，一上石便失神气，故石刻中多不传。或当日怀素亦不至如是之恶，因刻而加恶，亦未可知也。
结字清而峻，用笔精而稳。
虽笺以粉，而墨迹犹未损。
公之功名，予固未暇论。
而所谓书法，要必有所本矣。
华之所谓西，回之所谓南。
厄鲁所谓北，一方名已三。
所知即如此，定向终谁覃。
想其不知方，屈指数弗堪。
此之所谓是，勒彼从弗甘。
达观者莞笑，史策多斯谈。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何以言之？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有别。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而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而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齐桓行霸，兴亡继绝。《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相怨。而干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鲁以行天子乐礼，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详。
如《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邪？以此而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家语》有云：“苍梧人娶妻而美，以让其兄。虽则为让，非让道也。”
又扬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质非也。如向之诸子，所拟古作，其殆苍梧之让，姓孔字仲尼者欤？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犹孔父贱为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处南面之尊，然后谓之连类者哉！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
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故《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锺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
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见其字。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
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左氏》与《论语》，有叙人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曰”、“问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曰“姓张。”“张长史乎？”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业不书，见于应对，附彰其美。如《左传》称楚武王欲伐随，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隽死，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睠言。如《左传》称叔辄闻日蚀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将死乎？”秋八月，叔辄卒。至王劭《齐志》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刺史乎？”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至如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云：“上、中、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义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袁山松云：“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呜呼！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后来明达，其鉴之哉！
欲泛扁舟访斐园，青山重叠带烟村。
蒹葭秋水苍苍外，所谓伊人定倚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