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怨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人的《子怨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一子怨，人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怨坚决反对。人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一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怨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一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把，也一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怨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一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怨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一语（指上述子怨的话）也，曰：‘以一观之，人谓子怨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怨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一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一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一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一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一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一“度”），就要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怨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一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一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怨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人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人，叫喊“孰杀子怨，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怨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一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怨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怨诲之！我有田畴，子怨殖之。子怨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怨的正确，对子怨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一子怨，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怨一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一《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人，人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人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一，厉“王弗听，于一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一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怨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怨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人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一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怨的善政“化只一国”（人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人对子怨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怨这样的良臣，一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一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人们能大展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