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愈论史官书

正月二十一日,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稿,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
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探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若果尔,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土,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
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鲁、卫、陈、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虽纪言书事,独遇且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宗族亦赤。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向十八丈人退之叩头致意:收到你关于谈论如何做史官的信,信中说你的意见全都写到《与刘秀才书》中了,到今天我才见到信稿,读后内心很不痛快,因为许多说法与退之往年议论修史的看法很不一致。 如果像信中说的那样,那么退之在史馆一天也不应该呆下去,从哪里能探测出宰相的用意,认为他是随便用史官的头衔来给一个韩退之增添荣耀呢?如果真是如此,退之又怎么能白白地领受宰相给你的荣耀,而在史馆里挂一个空名、接近机要地方、享受俸禄、使唤掌握文史资料的官员、利用公家的纸笔为私人写文章和用所得的收入来供给子弟们作费用呢?古代有志于为政治理想奋斗的人,不像这样。 况且退之还认为记录史事的人会受到惩罚、遭到天祸,因而想避开,不愿担任史官职务,这尤其不对。史官只是用善、恶等名称来褒扬或贬斥人,尚且恐惧不敢做;假使让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那赞扬人、贬斥人,使人成功或遭到失败就会更加明显,应该更加使人感到恐惧。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御史台的府署,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上朝时呼呼“万岁”就算了吗?在御史任上尚且如此,假使退之担任宰相,掌握官员们的生死命运,和决定他们调进调出、升级降职的大权,那树敌就更多了,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政事堂,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只是在宫内和朝堂上呼呼“万岁”就算了吗?那与不做修史的工作却享受史官称号的荣誉、领受史官的俸禄又有什么不同呢? 你又说:“做史官没有人为的祸患,就有上天来惩罚。”如果把从前古代修史的人受到惩罚说成是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很糊涂的。凡是在一定职位上的人,就要想到担任这个职务应该坚持的正确原则。如果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死也不能违背;如果要违背的话,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被困在鲁、卫、陈、宋、蔡、齐、楚等国,是因为当时政治昏暗,诸侯们不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没有得到被人重用的机会就死了,并不是因为作《春秋》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即使不作《春秋》,孔子也会得不到被人重用的机会而死去。像周公、史佚,虽然记录史事,还是得到了被人重用的机会,而且地位显贵。这又证明,不能说写《春秋》连累了孔子的命运。范哗参与叛乱,即使不修史书,他的宗族也会被杀尽。司马迁触怒了天子,班固不能约束他手下的人,崔浩卖弄他的正直而与凶残的鲜卑贵族相斗,遵行的都不是大中之道。左丘明因为生病而瞎了眼睛,是出自不幸。子夏没有著史书也瞎了眼睛。不能用这些例子来作为鉴戒。其他史官遇祸的情形都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退之应该遵守大中之道,不要忘了坚持正确的原则,不要用其他的事自己恐吓自己。退之应该害怕的只是在于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没有遵守大中之道,天刑、人祸不是你应该害怕的东西。 你所说的两百年来文臣武将有很多,的确是这样的。现在退之说:我一个人,怎么能把他们的事迹写清楚?假使你的同事又像你这样说,以后继任史官的人也像你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一个人,那最后谁能作纪作传、编出史书呢?如果退之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你的同事、后来继任史官的人,也各人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那史实也许就不会失传,终于能把它写清楚了。不这样的话,就只是相信人们的口头传说,而传闻又常常说法不一,日子越久,那你所说的顶天立地的杰出人物的事迹一定会沉没无闻,而且杂乱无章,叫人无从考查,这不是有抱负的人所能容忍和放任不管的。果真有抱负的话,哪会要等到别人督促催逼以后才去履行史官的职责呢? 再说,凡是鬼神一类的事情,本来是荒诞不经,渺茫得很,没有什么定准,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谈这些的,像退之这样聪明的人难道还怕这些东西。如今像退之这样有学问、像退之这样会写文章、像退之这样好发议论、像退之这样自己认为刚强激昂,还说出像这样的话,那编写大唐史书的事不就终于没有人可以托付了吗?英明的天子和贤明的宰相得到了像你这样会修史书的人才,却又不能达到编出史书的目的,真是太可惜了啊!退之应该再想一想,可以做的事就马上做起来;如果终究感到恐惧不敢做,那在一天之内就可辞职离开,又为什么要说将要考虑考虑呢?如今应当做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却又引诱史馆中其他人和青年人去做,这真是太糊涂了。没有勉励自己却想勉励别人,那实在困难啊!

注释

某顿句:顿首,原指以头叩地而拜,属九拜之一。见《周礼·春官·大祝》。后来常把此词用于书信的首或尾,表示谦敬。十八丈:韩愈排行十八,其兄韩会与柳宗元父为友,故柳宗元视韩愈为氐辈。侍者:犹言左右,古人写信时,对尊者常不直指,便用委婉语词如侍者、左右、执事等,以表谦敬。 获书言史事:指韩愈给柳宗元的信中提到论史官的事。 具:原指陈述,此处引申为写在。刘秀才:即刘轲,字希仁,曲江人。 私心:私下。 馆下:指史馆。 安有二句:意谓韩愈怎么能猜测宰相之意,认为宰相出于同情心理,随便给他一个史官之职,以使其荣耀荣耀?探:猜测。苟:随便。 若果尔:如果宰相真的那样想的话。 冒:假充。 密地:机密地方,指史馆。 掌故:汉代官名,掌礼乐制度等故事。 利纸笔:贪图纸笔之便利。为私书:写自己的文章。 设使六句:假如你担任了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那么褒贬升降官员就越发明显,你应该是更感到恐惧,又怎能满有把握入于御史台,美食安坐,在朝堂上无任何顾忌地奏事呢?假使:假如。御史中丞大夫:即御史中丞(正四品下)、御史大夫(正三品),御史台官名,执掌监察肃政。扬扬:得意的样子。台府:即御史台,又称宪台,肃政台,为政府的监察机构。 政事堂:唐代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唐代初期,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武则天时,裴炎将议事堂迁于中书省。开元时,张说为宰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 内庭:宫禁之内。也作“内廷”。外衢(qú):大道。 何以二句:怎么能把你和那些不修史而贪图名利的人区别开来呢? 罪:怪罪。 回:曲,引申为改变。 莫若句:意谓不如早早离开那个位置。 孔子三句: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治国方略,屡不见用。只好回到鲁国,作《春秋》。以:用,使用。 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辅助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封于鲁。因其曾祖太王所居周地(在今陕西岐山县境)为采邑,故称周公。曾辅佐成王。周代的礼乐制度相传都是周公制订的。史佚:周初的史官。佚,一作“逸”。 范晔:南朝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曾任尚书吏部郎。博涉经史,删定自《东观汉记》以下诸书,撰成《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因参与孔熙先谋立义康,事泄被杀。四子一弟,同死于市。 司马迁句: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汉武帝认为是有意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且为变节者开脱罪责,将司马迁处以宫刑。 班固: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初,因续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下狱。弟超上书力辩,获释。后召为兰台令史(掌书奏),后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续其父所著书,积二十余年,修成《汉书》。永元元年,随大将军窦宪击匈奴,为中护军。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也因事被洛阳令种兢逮捕,死于狱中。检下:约束谦让。 崔浩:北魏清河东武城人,字伯渊,小名桃简。太宗初拜博士祭酒,累官至司徒,仕魏三世,军国大计。多所参与。浩工书,通经史,作国书三十卷,为鲜卑诸大臣所忌。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矫诬罪诛死,并灭族。沽(gū)其直:即沽直,意谓在人前言己行止正直而洁求声名。暴虏:谓邪恶势力。 子夏句:意谓子夏没有任史官但也失明。 所云若是:都这样说。 卒:最终,到底。 磊磊:胸次分明。轩天地:气概不凡顶天立地。 恣(zì):昕之任之。 行行: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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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介绍和柳宗元诗词大全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郡(今山西永济县)人,著名杰出诗人、哲学家、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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