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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之西北，连山殆数百里，及县治而迤平。其将平也，两崖忽合，屏矗墉回，崭横若不可径。龙溪曲流，出乎其间。 以岁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积雨始霁，溪上大声从然，十馀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枞、槐、枫、栗、橡，时有鸣巂。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 复西循崖可二里，连石若重楼，翼乎临于溪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云畔也。”或曰：“后人求公麟地不可识，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树，荫数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 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书其上，曰：“媚笔之泉”。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溪内。左丈学冲于池侧方平地为室，未就，要客九人饮于是。日暮半阴，山风卒起，肃振岩壁榛莽，群泉矶石交鸣，游者悚焉，遂还。 是日，姜坞先生与往，鼐从，使鼐为记。
君钱塘袁氏，讳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祖讳锜，考讳滨，叔父鸿，皆以贫游幕四方。君之少也，为学自成。年二十一，自钱塘至广西，省叔父于巡抚幕中。巡抚金公鉷一见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即举君。时举二百馀人，惟君最少。及试，报罢。中乾隆戊午科顺天乡试，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又改发江南为知县；最后调江宁知县。江宁故巨邑，难治。时尹文端公为总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矣。既而去职家居，再起，发陕西；甫及陕，遭父丧归，终居江宁。 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声，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自陕归，年甫四十，遂绝意仕宦，尽其才以为文辞歌诗。足迹造东南，山水佳处皆遍。其瑰奇幽邈，一发于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石，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盛。与人留连不倦，见人善，称之不容口。后进少年诗文一言之美，君必能举其词，为人诵焉。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仿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馀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 君始出，试为溧水令。其考自远来县治。疑子年少，无吏能，试匿名访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县，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宁尝朝治事，夜召士饮酒赋诗，而尤多名迹。江宁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为不足道，后绝不欲人述其吏治云。 君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无子，抚从父弟树子通为子。既而侧室钟氏又生子迟。孙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于所居小仓山北，遗命以己祔。嘉庆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仓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与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宁，从君游最久。君殁，遂为之铭曰： 粤有耆庞，才博以丰。出不可穷，匪雕而工。 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蔼如其冲，其产越中。 载官倚江，以老以终。两世阡同，铭是幽宫。
双溪归后十日，借一青、仲孚、应宿，观披雪之瀑。水源出乎西山，东流两石壁之隘，隘中陷为石潭，大腹合口若罂，瀑坠罂中，奋而再起，飞沫散雾，蛇折雷奔，乃至平地。 其地南距县治七八里，西北距双溪亦七八里；中间一岭，而山林之幽邃，水石之峭厉，若故为诡愕以相变焉者。是吾邑之奇也。石潭壁上有刻文曰：“敷阳王孚信道、建安陈信臣、荣阳张晓子厚、合淝皇甫升。绍圣而子正月甲寅。”凡三十六字。信臣、皇甫、甲寅之下，各有二字损焉。以兹瀑之近依县治，而余昔尝来游，未及至而返。后二十馀年，及今乃履其地，人前后观兹瀑者多矣，未有言见北宋人题名者，至余辈乃发出之。人事得失之难期，而物显晦之无常也往往若此，余以是慨然而复记之。
苏子瞻谓李斯以荀卿之学乱天下，是不然。秦之乱天下之法，无待于李斯，斯亦未尝以其学事秦。 当秦之中叶，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诗》、《书》，明法令，设告坐之过，而禁游宦之民。因秦国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强数世，兼并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时，一用商鞅成法而已，虽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乱，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为之而不厌。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严法久矣，其后世所习以为善者也。 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张吾之宠。是以尽舍其师荀卿之学，而为商鞅之学；扫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为治，焚《诗》、《书》，禁学士，灭三代法而尚督责，斯非行其学也，趋时而已。设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术将不出于此，非为仁也，亦以趋时而已。 君子之仕也，进不隐贤；小人之仕也，无论所学识非也，即有学识甚当，见其君国行事，悖谬无义，疾首颦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导誉于朝庭之上，知其不义而劝为之者，谓天下将谅我之无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将丧国家而为之者，谓当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虽明知世之将乱，而终不以易目前之富贵，而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之乱，固有终身安享荣乐，祸遗后人，而彼宴然无与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诛恶人，亦有时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视且履者幸也，而卒于凶者，益其自取邪！ 且夫人有为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闻为恶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颂言儒效，虽间有得失，而大体得治世之要。而苏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远乎？行其学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学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游宦，而李斯谏逐客，其始之不同术也，而卒出于同者，岂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学，建熙宁新法，其后章惇、曾布、张商英、蔡京之伦，曷尝学介甫之学耶？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与李斯事颇相类。夫世言法术之学足亡人国，固也。 吾谓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久之，通儒渐出，贯穿群经，左右证明，择其长说。及其敝也，杂之以谶纬，乱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讥之。盖魏晋之间，空虚之谈兴，以清言为高，以章句为尘垢，放诞颓坏，迄亡天下。然世犹或爱其说辞，不忍废也。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异尚，五百馀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之长，定为义疏，明示统贯，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且夫天地之远，久则必变。是故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学者之变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齐其弊，则所尚也贤于其故，否则不及其故，自汉以来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 嘉定钱君献之，强识而精思，为今士之魁杰，余尝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虽然，是犹居京师庬淆之间也。钱君将归江南而适岭表，行数千里，旁无朋友，独见高山大川乔木，闻鸟兽之异鸣，四顾天地之内，寥乎茫乎，于以俯思古圣人垂训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于余论，将益有合也哉。
